[說說] 音樂家的骨氣與智慧

        趁著熱度還沒消卻，把2011音樂學論壇裡幾個比較有印象的議題拿出來做點心(得)，我想把這系列第一篇標題寫作"音樂家的骨氣與智慧"可能無法完全與原主題相連，但這裡是屬於我的想法，想到什麼就寫什麼。


先取兩場

         許芳瑜
         戰爭遺緒、郎朗-以「歐胡會」國宴鋼琴曲〈我的祖國〉試論策略性/中國民族主義

按:知名華裔鋼琴家郎朗，在美國總統歐巴馬歡迎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到訪的白宮國宴上，演奏了一曲「我的祖國」，引發爭議，這首歌是當年大陸「抗美援朝」電影的主題曲，帶有反美意味，在國宴上演奏，對東道主美國大不敬，引發大陸網友議論紛紛，紐約時報特別以「鋼琴政治」加以報導，不過也為郎朗緩頰，這應該只是無心之過。

         李雅貞
         陳其鋼1995-2008年的音樂創作-跨文化美學、民族主義、翻譯的現代性、性別與政治

按:陳其鋼，身為北京奧運開幕式的音樂總監，他所監製的音樂又該如何呈現「中國特色」與「和平發展」？首先，開幕式《畫卷》、《禮樂》、《絲路》的節目裡，各以改編後的《高山流水》、《春江花月夜》、《陽關三 疊》等傳統曲目展現「中國特色」。而後，在《文字》的表演藝術裡，吟誦孔子《倫語》「禮之用，和而貴」等 經文；將原本慷慨激昂的革命歌曲《歌唱祖國》修改成溫和版的風格；並主打抒情版的奧運主題曲《我和你》，來強調中國是個「文明的、和平的、可親近的大國」。178 因此，即便在與政府的合作的過程中有《歌唱祖國》假唱與《我和你》歌手換人等不愉快事件，陳其鋼深信「辦奧運是中國面向世界的展示，我的夢想就是向世人展現中國傳統音樂文化的美麗」。


         這兩篇的主題都以中國音樂家為主角來延伸探討演出行為或作品所呈現的民族主義，有趣的是在後者的研討會進入最後提問之時，場面似乎陷入了一種"意識形態"的辯論之中，實在熱鬧。當然，以各方的主觀認定，音樂家是否有責任當作政治工具或是以自身的影響力作為抵抗強權的典範取決於音樂家本身生長及受教育的背景，若非深入研究，其中的錯綜複雜可能非旁人可以輕易理解。但歷史上發生過類似的時空背景，其中有巴結當權者的人，當然也會有運用智慧來抒發理念的憂國憂民之士。


         朗朗和陳其剛，姑且也讓我認定是民族主義下的產物，有老師提問到類似"陳其鋼其作品是否為自己本身主體意識下的產物?""他認為藉此可推廣中國文化與認同大中國的美好?"的問題，這是很有趣的討論，似乎在中國這地方少有音樂家可以表態創作憂國憂民，腐權當道的結果，如果有人說我誤會了，可能又只是自我感覺良好的框架。


         舉兩個也是於極權下的音樂家例子，時空環境雖不能跟現在中國相比，但如果現今音樂家能超越這些前人，或許也才夠資格喚起人民追求發自內心的美麗之聲。




透過樂曲發出怒吼的正義呼聲-西貝流士 
Sibelius,Jean 1865-1957
節錄文章 http://www2.ouk.edu.tw/wester/composer/composer033.htm
1890年芬蘭因受俄國暴政的壓迫，全國掀起了一股愛國抗暴的風潮。西貝流士於 1891 年返國後，自然也深受同胞愛國精神影響，因此根據芬蘭史詩〈卡列瓦拉〉做為藍本寫作了一首由獨唱、合唱及管弦樂團演奏的樂曲 " 庫列弗"，1899年完成交響詩 " 芬蘭頌 "，由於芬蘭頌具有激發芬蘭人民愛國情操的力量，因此在俄國統治期間遭到禁演，然而在芬蘭境外，世界上許多國家卻不斷將它排入音樂會的曲目。芬蘭頌引起世人對芬蘭抗暴運動的注意，並促成了芬蘭的獨立自主，所以它深具時代意義。同年，西貝流士也完成第一號交響曲，邁出成為重要交響曲作曲家的第一步。

芬蘭頌

Sibelius- Finlandia Vladimir Ashkenazy The Philharmonia Orchestra

       


運用骨氣與智慧走在鋼索上-蕭斯塔高維奇  
Dmitri Dmitriyevich Shostakovich 1906-1975
節錄 http://blog.chinatimes.com/gospel/archive/2008/12/09/357351.html
　　第五號交響曲，是蕭士塔高維契在1932年以後，音樂作品因為「背離了社會寫實主義、淪為資本主義形式主義」，一直不停的被彈劾、被批鬥，在這樣的環境之下煎熬出來的作品。蕭士塔高維契自己說：「這首交響曲的主題在於人性人格的設立，作品雖然始終以抒情的風格構想，但我所設定的中心點，卻是一個人的各種體驗。而終樂章是把前面各樂章中緊迫的悲劇氣氛加以解決，進而導向光明的人生觀與生命的喜悅....總之，這與貝多芬的《命運》及「先苦後甘」的理念相同。」　  
   　這論述固然使第五號交響曲成為蘇維埃期許下的、「政治正確」的音樂作品，但若完全不理會蘇維埃是怎麼定義這首曲子的，單從音樂形式來聆聽，大致上都同意蕭士塔高維契的第五號交響曲，是他創作生涯當中的一個高峰，是他所有作品當中最偉大的傑作之一。原因恰好是蘇維埃最不認同的：蕭士塔高維契這首交響曲的形式結構相當嚴密緊湊明快均衡、旋律線所帶出來的情感起落有致一氣呵成，情感多元而飽滿，能讓聆樂者在聽後有一種情感被淨化、被昇華的、單純的美的感動。

　　最為「政治正確」的曲子，應當就是蕭士塔高維契的第七號交響曲了。這首寫於列寧格勒攻防戰之初的第七號交響曲《列寧格勒》，是在蘇聯政府動員所有的藝術家投入祖國戰爭下，產生出來的曲子。蕭士塔高維契自己說：「此曲是戰鬥詩，是對堅強的民族精神的讚歌。」這首曲子發表時，除了蘇聯，也透過電台轉播遠傳到英美，而後當總譜分譜傳到美國，立刻由托斯卡尼尼指揮NBC交響樂團初演，並透過廣播向全世界實況轉播，聽眾多達兩千萬人，引起很多的迴響。而這一切的迴響，如今看來，根本就是出自一種「政治正確」下的炒作。　　

       儘管聽眾廣眾迴響甚多，但是這首曲子是否真的就是極品呢？我們看交響曲的第一樂章，那模仿拉威爾《波麗露》，意圖透過各種樂器跟小鼓節奏搭配的音色變化，來傳達戰爭漸漸鄰近、到最後無所不在的感覺，很明顯的出現結構上的問題，因為這一段跟前後相比，實在太巨大了，所以當第一主題第二主題終於再現、進入到樂曲之收尾，因結構之不均衡，使人有一筆帶過的草率之感，也因此，要在草率收尾第一樂章之後，緊接上第二樂章的情緒，是唐突了些。至於第四樂章，更是過於率性的冗長。更別說這首曲子的慢版，情感順旋律到盡頭，仍舊是這種旋律的變形、再變形，變形再多，還是類似的情感，還加上配器繼續使用鋪陳情感很易宣染的弦樂器與銅管，唯一的變化就是從平淡到激動回返平淡，音樂又沒有被嚴謹的結構抑制，鬆鬆散散的宣洩，情感太過，真的很膩人。儘管第三樂章他符合了社會寫實主義所期待的民族風，以古俄羅斯和聖詠交替呈現對母國大地的敬意，但也因結構鬆散，情感說的過多，就變得濫情了。其實這首曲子中中版慢版不乏巧思樂念，可是總在樂念說完繼續鋪陳情感之際，便毀了，還為了戲劇化，過於神經質的讓大小聲與快慢速度，落差過大。

　　所以這首曲子在當時被大力倡導，還是因它在意識型態中扮演的象徵角色，使它徹底的「政治正確」，因而廣受讚譽，這在蘇聯、在英美，其實都是一樣。妙的是蕭士塔高維契在史達林過世後，對這首曲子說出另一種心聲：這首曲子其實是反史達林暴政的一種心情。立刻，蕭士塔高維契以另一種「政治正確」，為之前的「政治正確」解套。這其實真的是蠻諷刺的。至少對當年力捧這首曲子的蘇聯而言，是打了一巴掌，呈現出在蘇聯的環境是無法究音樂論音樂的窘況。

儘管後代的評論研究仍走在爭議上，但其作品能一方面投以執政當局的喜好另一方面也能在當中加入諷刺與宣洩不滿，最後仍然成為俄國最重要的作曲家，曲子至今仍廣受喜愛。

第五號交響曲 第四樂章

Shostakovich, Symphony No. 5 Mvt. 4

(版本很舊卻是超棒的版本)